山东广播网昨日记者获悉：在这里我要引出一个概念，那就是理性的情感，我们怎么理解这个理性的情感？所谓理性，就是符合我们的平常伦理，比如故事的爱情最基本的观念，那就是应该发生在不同家族之间的那些男男女女，如果我们看到有还有类似过去封建社会的那种表兄妹之前的情感婚姻，我们就在心理上产生厌恶和排斥感，这就是一种理性的排斥，是经过理性的分析，认为这不符合常理，于是就产生排斥和抵触心理现象。而曹禺的《雷雨》恰恰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品，它甚至远远超出我们像对表兄妹这样的情感伦理所能承受的范围，于是对于这部文学作品，关于伦理方面的讨论，就远远超过了我们对艺术层面的讨论。

　　

　　当我们理解到这一步，我们就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作家要以不考虑我们普通读者情感为写作原则，而非要写一些这样的小概率状态？我们过去不是说艺术来源于生活吗？这些并不能代表生活大部分是这样的啊！讨论到这里里，似乎就进入了死胡同，其实首先我们先把“艺术来源于生活”这句过去的文学理论概念放置到一边，因为对于这句话在文学艺术的理论里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现在始终还是有争议的，我们在这篇内容的文章就不进行一个深入的探讨，我们来分析作者为什么喜欢虚构这样一个小概率状态的故事情节，来表现一部作品？这就要回到我这篇文章的题目，艺术审美与理性情感之间的关系问题。

　　

　　我国著名的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曾经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如今一直被人引用，那就是“文学是人学”的论题，而作家虚构一部文学作品，他的目的就是要写人，只有把每个人写好了，这部作品才具有一部好作品的基础，连一个个人都写不好，最后把人写成一个个符号，那就肯定不算是一部好作品，我们以此来参考《水浒》，在《水浒》里有一个很明显的现象，那就是在英雄都上了梁山之后，你会突然发现鲜明的人物个性都消失了，一个个都成了普通化符号，这就是前后在文学艺术处理上的差距，以此来看一部作品要写好人的重要性。

　　

　　山东广播网昨日记者获悉：然而要写好一个人，怎么写？那就要首先写好一个人的心理，在当代的一些文学作品里，你会发现，有些作者自始至终都没有对其作品中人物外貌做形象化描写，没有和曹雪芹那般，大篇幅写林黛玉初进贾府的仪态容貌，而是注重角色的人心描写，透过人物的心理描写，来认识这个人，如果不写外貌，再不写人心，那我们只能根据一个人名去看这个人物了，比如《红楼梦》里的一个叫卜世人的角色，贾芸的舅舅，作者暗示他“不是人”，一个叫詹光的清客作者暗示他就会“沾光”，还有什么单聘人暗示“单骗人”，当然这样的人物形象是不能上主角的大雅之堂，因此必须通过心理描写来对人物进行塑造刻画。但是人心又是一个最复杂的东西，有人说人心的复杂程度可以堪比探寻宇宙的复杂程度，可见人心与之对应的人与人的区别是相当的深邃。

　　

　　那紧接着我们要穿插一点心理学基础，对于我们要看清一个人，我相信我们走到大街上，看芸芸众生其实都是一样的，我们只能看到他们一个外表，一个性别，这些特征不足以认识一个人，我们最了解的就是身边的人，但就算是身边的人，我们也不能说我们绝对的认清他们，既然这样一个复杂的认识过程，那在文学的写作角度，我们怎么去看这个问题，作者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其实这就引出了我们今天深入讨论的核心主题。

　　

　　作家要想表现一个人，他不可能让他如梁山好汉上了梁山之后的样子，他必须单独的对这个人进行特写化的描写，而对个人的深入探寻，就必须在认识他的情况下，将这个人的状态和心理放到一个非常规状态，不能把人物放到大街上，让他这样自由自在的到处闲逛，必须把他们放到一个小概率状态之下，让这个人露出本性，一个人在大街上不可能露出本性，只有在非常规状态，才能显出他心里深层的那一面。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知人知面不知心”的原因，我们平时无法看清一个人，就是因为我们平时无法在一些非常规的状态，让一个人的内心充分的展示，而文学艺术家却需要这样非常规的去把人物内心扒开来看，因此好的文学作品，往往会跳出道德的框架，让人物处在这样一种可以露出本性的环境中，文学艺术上的情节，如果在道德的框架之内，这就和人在大街上闲逛没什么区别。可以说这种激进的情节场景虚构，理解为作家为了博人眼球也好，但其最终的目的还是让一个人的本性可以流露，可以得到彻底的展示，这样才能完成文学艺术对于人的真正塑造和刻画。

　　

　　?山东广播网昨日记者获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跳过《雷雨》里的伦理情节，而在这种非常规的伦理剧情里，找到作者要表现的人性，在福斯特写的那本《小说面面观》里有这样一句话，故事是一种低级形式，而情节才是高级形式。在雷雨的故事中，周萍的继母周繁漪和周萍发生非常理的情感，这是故事，而透过故事，表现出周繁漪的特殊人物性情才是故事的高级层面。我们如果一开始用伦理的条条框框约束，并且产生对这种故事情节的鄙视，那就无法对其进行文学艺术层面的赏析，作家曹禺显然不是在用这个故事做道德上的判定。

　　

　　周繁漪在《雷雨》的故事中，我们肯定不能用好与坏来做判断，在道德上有污点，但她表现出炽热的情感一面，是这个人物角色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做简单的好坏判读，那是最浅层的认识，对于人的了解，我们不能随口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就如我们过去看那些战争片，一上来就是一个正反、好坏的二元对立渲染，在那些故事里，我们无法得知人立体人性的一面，而只能知道好坏的一面，在文学艺术的审美角度，这显然是干瘪的、苍白无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