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献，我们看尽世间百态

　　2015年，哈医大器官捐献办公室正式成立。从事多年儿科工作的护士长王凤华来到这里，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她的工作，就是寻找愿意在逝后捐献器官的危重病人。

　　工作两年来，王凤华和几位协调员几乎走遍了黑龙江各市县的医院重症病房，跟不同的患者家属打交道。

　　面对器官捐献，家属们什么反应都有。有人承认捐献器官是对的，但只要涉及自己家人就绝对不行：我家老人必须完整地走；有人原本聊得不错，一听“捐献”两字顿时翻脸不认人；有人对着协调员们怒吼：“你们有没有人性，我们是来救命的，不是来送命的。”还有人干脆连话都不听全，伸手一指门，潜台词就是：别说了，赶快滚！有些直系亲属还没表态，各种远方亲戚赶紧发言：“决不可能，给我们家丢人！”想捐献的亲人也只能算了。“他们偷偷告诉我们，我们不敢，怕被亲戚在背后戳脊梁骨。”还有的亲人选择捐献后，也会偷偷叮嘱协调员：“不要说出去，不然邻居或村里人会笑话。”

　　刚担任这一工作，王凤华受到的误解和委屈有时候是比山高、比海深。直到有一天，她和院长一起去查房，王凤华亲眼见到了一位需要心脏移植的患者。“他浑身上下都是紫的，一口一口地在倒气，这口好不容易喘上来，下一口气不知道又要喘多久。”看到了这位病人，王凤华突然有种感觉：“我要是能为他找到合适的心脏就好了。”她说：“有时候救一个人，甚至是救一家人。”

　　让协调员感到心寒的，是一些根本不关心亲人，只看钱的家属。“有人上来就问，捐献器官有没有钱啊，没钱不捐！还有人捐献前先打听，出于人道主义精神，一些捐献者家庭特别困难，红十字会会进行一些补助。他们听说谁家拿到钱了，就要‘商量’，达不到这个数就不捐。”

　　有一位女士，前夫脑出血去世，家人决定将他的肾脏捐献给他患有尿毒症的姐姐，其他器官无偿捐献。没想到，这位前妻到姐夫家去“要账”：想要肾先给钱，不然我让你们都捐不成，不信你就试试！

　　协调员王医生告诉记者：“捐献跟购买决不是一个概念。亲人的器官能拿钱来衡量吗，它们能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每一个器官都可以说是无价的！”

　　当然，也有让协调员们感觉到温暖的家属们。一位清扫工的女儿，主动找到了捐献办公室：捐献器官是父亲生前的遗愿，我们想让他的眼睛再看看我们，看看这世间的美景！一位失去独生子的母亲，听说器官捐献是生命的一种延续，她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我还能再听到儿子的心跳声吗？最感人的是一位脑瘤患者，知道自己濒危了，她千叮咛万嘱咐让丈夫将自己送回哈尔滨：用我的器官，多救几个人。她年过七旬的老父亲，偷偷找到协调员：“要是和我女儿器官配型成功的人没钱做手术，我们老两口愿意出2万元！”

　　王凤华说：正是这样人，让我们学会敬畏生命。

　　移植，他们回避亲人的器官

　　2017年5月，47岁的刘森（化名）进行了一次成功的肝脏移植手术。2010年，由于喜欢喝酒，刘森得了脂肪肝。病情快速发展，2013年时，已经变为肝硬化。肝脏动脉的血流不过去，脾变大，他的胃部和消化道的血管也被撑大、变薄。一根鱼刺，就能让他的消化道大出血。

　　饱经病痛折磨2年后，2015年的夏天，刘森和妻子做了决定：不能再这样活得“战战兢兢”，干脆进行肝移植。

　　他的妻子王琦（化名）告诉记者：“确定要移植器官，我掰着手指头数，家里谁能用得上。刘森70多岁的岳母主动请缨：“要换就换我的吧，我年纪大了，活的够本儿了。”王琦说：“我妈年纪太大肯定不行，其实我最想把我的换给他，但医生说我脂肪肝，不能移植。我俩还有一个女儿，当时18岁，女儿跟我说：妈，不行就换我的吧，为了让爸爸赶快好起来，我愿意。”

　　没想到听到这一消息，刘森勃然大怒：“我宁可死，也不要女儿的器官！”他告诉记者：“从决定换肝以来，我就没想过要自己亲人的，宁愿多花点时间，排上队。”为什么舍近取远，舍易取难？刘森非常敏感：“我不愿意给别人添负担”。他更不愿意，让家人间的亲情接受这种严峻的考验。

　　2013年，齐女士的肌酐高达800多，被医院确诊为尿毒症。身体一向健康的齐女士，第一次走进了尿毒症患者的病房。“那种场景和气氛，和普通病房完全不一样，尿毒症是肾脏出现问题，不能为人体排出水分，也不能排出血液中的金属。长期下来，有的患者磷超标，浑身痒得不行，家属拿一个搓澡巾，像搓澡一样给他解痒，患者被搓得浑身都是血点；还有的患者钾过高，一个不慎，就可能引发心脏骤停。”

　　齐女士尝试了自己人生中的第一次透析，那种滋味，她说健康人根本无法理解。“我一边躺着一边想，永远要透析的话，这个人不就完了吗？我这辈子是不是就算完了？”

　　每次走向透析室，齐女士都像走进一个无底的深渊：绝望、害怕、自卑、痛苦。经过几次这种折磨，她受不了了：干脆进行肾移植。然而这种移植有一个条件，齐女士坚决不用亲人的肾，“否则我宁愿一辈子透析”。她列出了一大串理由来解释：“女儿的孩子才2岁，丈夫是主要劳动力，哥哥年纪太大了身体不好……”然而等待肾源的过程太漫长，两年的时间过去了，肾源还是没有任何消息。这时候，女儿偷偷找到了她：妈，移植我的肾吧。丈夫也表示过：要是不行，就用我的。齐女士的哥哥，却始终没有开口。齐女士告诉记者：“哥哥一直很照顾我，每天早七点、晚七点准时给我送饭，他家离医院特别远。”但是无论他对齐女士照顾得多细致，都不如丈夫与女儿的那一句话暖心。齐女士也向记者承认：“虽然我不想用亲人的肾，但我用不用，和你说不说，是两回事儿。”

　　协调员王凤华告诉记者：“患者主动拒绝使用亲人的器官，这是常有的事儿。”长期饱受病痛的折磨，一些患者压抑、敏感，他们心理状态也慢慢变化。很多人即使生命濒危也不向家属求助，其实并不是他们真的看淡了生死，而是他们在逃避问题，他们害怕被亲人拒绝，害怕在病情之后，自己再一次受到打击。

　　排号，世上最漫长的等待

　　一旦确认移植器官，患者们就迎来了这世上最漫长的等待——排号期。

　　2015年，刘森正式申请器官移植，但随后的半年时间里，没有任何信息。就在刘森开始怀疑自己“还能不能等到？我到底有没有这个机会？”的时候，一个医生的电话，点燃了他所有的希望：肝源来了。然而还没等他和家人好好分享这份喜悦，第二天，医生告诉刘森：肝源被污染了，无法移植。

　　知道这一消息后，极为乐观的刘森变得沉默。他没说自己的伤心和失落，但妻子王琦全部看在眼里。“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心情特别低落。那时候，他每天就喜欢一个人呆着，出门也就去花鸟鱼市场，用养花养鱼，让自己忘记病情。”

　　随着噩耗而来的，是刘森越来越严重的病情。在这种情况下，肝源迟迟不来，无奈的刘森只能第6次接受套扎手术。

　　他告诉记者：“我每次做手术，陪同我前去的朋友都看着我流泪说：你太遭罪了。”为了防止意外，刘森做手术时不能打麻药，他清醒地看着医生给他嘴里插上管子，将手术器械送到消化道内。然后，二次插管，手术正式开始。

　　“不能使用止疼药，也不能被麻醉，我清醒地感受医生拿钳子将我食道内的一块肉揪起来，缝到一起，那种感觉，就别提了。”每次手术后，他4天4夜不能进食，真是躺也不是，坐也不是，一个翻身、一口唾沫，都让他疼得抓心挠肝。“就为了不再做套扎，我也想移植手术赶快来，实在等不起了。”

　　齐女士同样经历了漫长的排号期。“刚开始排号后，三四个月的时间我都坐立不安。没事儿就看手机，咋一个电话也没有呢？老公天天跟我说，你把手机充好电，做好全方位的准备，可这电话就是不来。”

　　等待了1年多，齐女士一家等不起了，他们来到哈医大，重新排号。刚排了没多久，齐女士接到一个电话。“那是2016年1月，医大的医生通知我，现在有一个肾源。当时我彻底蒙了，我会这么幸运吗，不是骗子吧？”为了确定消息的真假，齐女士一宿没睡好。第二天抵达医院，发现自己和肾源特别匹配：“医生通知我第二天手术，我心里老高兴了。从来没发现天这么蓝，心那么敞亮！第二天进手术室，一般人都特别害怕，我根本没有，还沉浸在自己‘捡漏’的兴奋劲儿中没过去呢！”

　　器官办公室的协调员告诉本报记者，无论齐女士和刘森等待的时间多漫长，他们都是幸运儿。还有不少移植者，根本没等来适合自己的器官。有一位肾移植患者，手术后发现有排斥。医生让她准备摘除，她怎么也不舍得，最后去世了。医大肾内科的穆护士长告诉本报记者：“有人觉得要肾不要命，这不是傻吗？其实他们并不傻，只是器官对他们而言太重要了。你想，有人等待一个合适的器官，一等就是几年，这过程中，可能还眼见到身边的病友无奈离世，他们对器官的珍重跟健康人完全不同，经过那么漫长的等待，好不容易匹配上一颗肾，有时候那就是她们的命。”

　　震惊，在生死前沉默的患者们

　　见多了各种器官移植患者，哈医大肾内科的穆素红护士长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很多长期治疗的病人，在面临到底做不做移植，到底治不治病等性命攸关的问题时，往往沉默无语。“走到了生命的末期，掌握患者命运的，往往不是患者，而是他们的家属。”

　　王凤华护士长就遇见过这样一位病人。“他得尿毒症多年了。原本夫妻两人做酒厂，干的挺不错，他一得病，不仅生意停摆了，就连家里的钱也花尽了。”

　　妻子近乎崩溃，但患病的丈夫始终沉默不语。透析了很多年，家人考虑为他移植一个肾。全家十几个人讨论的热火朝天，患者却头都不抬，一声不吱。刚开始，王凤华以为他性格使然，没想到移植成功再见面，丈夫完全换了一个人。“有说有笑的，我这才知道，他是故意对自己的命运保持沉默。”

　　穆素红护士长见识过更极端的一个患者：“丈夫来到医大时病情已经很严重了，我们建议他做移植，他妻子不同意，坚持做普通透析。结果透析几次后，发现丈夫恢复不错，妻子连普通透析都不做了。”一家人在病房开会，妻子公开说：“儿子刚毕业，在青岛买了一套房子，哈市的房子我还要住，我们家现在没钱了。要想救他，亲戚就都得出钱。”穆护士长告诉本报记者：“这位妻子一共就花了6万元，医保还会退给她一部分，花几万元救丈夫一条命，有这么难吗？”事实上，妻子真就在最后放弃了丈夫的治疗了。

　　整个过程，丈夫都在清醒地旁观，看到亲人放弃自己，他一言未发。穆护士长告诉本报记者：“像这样的病人，我们见过很多。你说他们想死吗？当然不是！但他们知道自己让家里花了多少钱，知道即使坚持治病自己也可能挺不过去。他们觉得自己是家庭的累赘。他们也知道，如果亲人真心想救，就不需要自己开口。有的亲人坚持救，他们很感激；有的亲人选择放手，他们也默默承受。”

　　不过，接受被放弃的命运不代表不伤心。穆护士长说，这样的病人普遍抑郁、沉默，不愿与医护人员交流。“我们每天早上查房，询问他们到底做不做透析？他们都不出声。只有询问最近情况怎么样的时候，他们才会回答好点了。”不管真好假好，病人都会表示，自己好多了。那或许是他们为亲人找到一个“好借口”：不是他们放弃我，是我好点了。

　　恢复，这是一次全新的生命

　　齐女士告诉记者，移植器官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改变，手术后的她获得了一次新生。“患病之前，我和丈夫一起做生意，我们白手起家，携手拼搏了几十年。一直忙着工作，根本没什么娱乐爱好，也没去过哪里旅游。刚发现病情时，我总背着家人偷偷哭，自己怎么这么倒霉，年轻时没享过福，好不容易见亮了，又患了这种病？”

　　手术后，齐女士原本的生活观念全变了。“医生告诉我，给我捐献器官的，是一位比我大一岁的姐姐。所以如果身体允许，我打算好好出去玩几次，好好地享受生活、享受人生。”

　　刘森的一家改变更大。王琦告诉记者，生病也不完全是坏事儿，它让我们一起珍惜彼此，珍惜生命。“他没得病前，我们家三口也是各忙各的，有时候也会生气拌嘴。自从病情发展后，我们把每一天都当成生命中最珍贵的一天，尽最大的努力，好好活着。从几年前开始，我们三口每年都去照一次全家福，年年出门去旅行，给彼此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而刘森告诉记者，原本爱喝酒的自己，在有病后先是彻底戒酒，最后连烟也戒了。“戒烟就是移植后的事儿，据说给我捐肝的这个人，生前不抽烟不喝酒，我在人家的帮助下重回健康，不仅要为自己活，也要对得起捐献者。从此我做的每个决定，都不能为了自己，也为人家考虑，别让人家的亲属感觉，捐给你白瞎了。”不仅改变了生活习性，刘森还表示，自己正在考虑签订遗体捐献承诺书，“如果有一天我去世了，也想让更多的患者，像我一样，再获新生。”